皇帝考教，似如殿试，这些自是早有准备。最新地址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 Sba@gmail.ㄈòМ 获取

若以富国、强军、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之类的角度去看，这些的回答相当靠谱。至少，在贸易、经济、海军、南洋、拓张、殖民等问题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谱的多。

但皇帝听后，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

听着这些张闭便是什么“垄断”、“贸易”、“商品”、“同化”、“统治”、“劳动与财富”、“分工”之类的词汇，皇帝面上虽频频点，不时夸奖几句，可内心终究是有些警惕的。

这些说的这些东西，只有这些懂。

这些之间，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们争辩所用的词汇、争论所用的思辨方式，却是一致的。

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

但若以后世的例子，可以说，他们内部的争论和异议、以及争辩所用之词汇、理念，有点类似于俄国的民粹派和布党：都用阶级、斗争、资本、社会这样的词汇；最终目的听起来也是一致的。

其实他们的思想差别很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用的词汇、理念、最终理想，在外听起来，却根本分不出区别。

皇帝从不担心刘钰这一个，因为刘钰的行事风格也好、大顺的集权结构也罢，刘钰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风的。

可是今天询问这些对南洋、贸易、富国、强兵的看法，这些所用的词汇、思辨方式，却让皇帝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担心。

顺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勋贵掌军，来达成与文官的一种平衡。

同时，因为明末西学进，使得大顺可以开办武德宫，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文官的教育系统，培养一支能够和儒学系文官格格不、互相仇视、争夺官缺的基本盘力量。

但是，用新顺开国、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说法，“武德宫如果不考泰西几何天文地理之类的学问，便是去背祖率、看谁背的小数点后位数多，其实也一样。只是选出一群聪明做官，用来平衡罢了”。

三舍法武德宫、良家子、开国勋贵等，这一支平衡儒学文官的力量，是没有“道”的。

他们没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义，或者说，他们的“道”，仍旧是儒学那一套东西。

或者说，根本没有。

当王莽新政失败之后，儒家最后一次在现实构建地上天国的理想也基本灭了，如今便是科举出身的，问他有道吗？只怕也没有，哪有真的准备践行三代之治、真的实践复归井田的？

既然都没有道。

也既然太宗皇帝认为，哪怕是比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位数、或者比看谁画屎画的传神，选出来的和科举选出来的，在做官能力上区别不大——熟读经书科举高中的，到底是因为他们本身足够聪明才智能够理政、还是因为他们学了经书才能理政，这一点太宗皇帝倾向于前者，并认为聪明都去学书经所以科举选出的一定是最聪明的几个，但要是去学几何算数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考试取名次基本上还是他们——那么，说白了，武德宫良家子这一套系统，就是为了制衡而存在的。

这是明摆着的事，大顺朝中上下全都清楚，秃上的虱子。

至于为什么非要用所谓的“泰西学问”，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诸子百家？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敢用诸子百家为与儒学抗衡的道统，大顺这江山就坐不住。

诸子百家，是有道的。

故而用泰西学问，其实对应的，是儒家六艺，因为几何之类的泰西学问，只有术而无有道。

礼、乐、、御、书、数。

科举选拔，考的是六艺之三：礼、乐、书。

武德宫选拔，无非考的是六艺余三：数、、御。

这么听起来，就好听的多，大顺依旧是尊重儒家道统的，与“保天下”三字是吻合的。

武德宫考的策论、历史、地理、算数这些，也只能算是所谓“儒学的一个分支”。

总归，道统依旧是儒家道统，至少面上过得去。

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盘，用来对抗儒学文官体系，达成一种类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状态。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宫出身与科举殿试出身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不太喜欢武德宫出身德和科举出身的之间的联姻、官员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个潜规则内大家都认可的数量。

必要的时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压武德宫体系的；或者以武德宫体系的，打压儒学文官体系的。

这是大顺复“出将相之汉唐风气”的基础。

然而，现在皇帝考教的这些，说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皇帝也觉得很有道理——让皇帝嗅到一种权力或者说政治上的危机。

武德宫之前是只学术、不学道的。

现在跪在身前的这些，到底算不算学了一种新的“道”？

动辄谈贸易、劳动量、财富、货币、分工……儒家六艺里，怎么也说不出这些东西吧？

礼、乐、、御、书、数，这些东西应该算在哪一个里面？

当然这不过是为了面上过得去的政治争取，不归纳于内，也能找到别的理由。

问题是，这些回答的东西、考虑问题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举出身的、还是武德宫出身的，都格格不。

就以皇帝询问的“爪哇该如何治理”一事来说。

西爪哇，要不要土改、分田于小民？

其实，不管是此时在这里跪着的，还是那些没在这里的科举或者武德宫或者勋贵出身的，有才能的给出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要改。

答案是一致的。

但是，出发点，或者说“为什么要改”的理由，却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就和刘钰认为的“汉明得国之正”，与大顺或者大明官方意识里的“汉明得国之正”，结论是一致的，理由却完全不一样的况，基本类似。

一个是底层的反抗是得国之正；另一个是没当过蒙元一天的官没拿过蒙元皇帝的俸禄是得国之正。

答案一致。

思路可谓千差万别。

于西爪哇土改问题，也是如此。

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回答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类。

仁政，这是号。

实则，分田于小农，此抑兼并政策之延续。

抑制豪强。

方便流官。

革除当地的“土司”势力。

编户齐民，便于统治。

瓦解当地“土司”和“豪强”的势力，使得朝廷可以对西爪哇进行控制。

而此时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些，给出的理由，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认为，西爪哇要土改的理由，这些几乎都差不多，而且前面的却截然不同。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土改之后，使得西爪哇的农民耕种土地，使得他们的收益归于自己，提升劳作的积极。而他们种植水稻、棉花、咖啡、靛等，又正是大顺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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