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加工中心长年累月，也有技术优势，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这里成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欧的茶，在鄱阳湖分包，转赣江、过南昌、到赣州。

到了赣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经挑夫挑着过大庾岭商路，去韶州，再经北江到广州。

单单对西欧出的茶叶一项，靠此吃饭的挑夫，就有五万余。

这五万肯定也得养家糊，稍微折算一下，就相当于至少二十万的生计。

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贸易，贸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叶运输路线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改变。

在刘钰牵下，商会和贸易公司领，以份制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商路，修了运河和道路，连通了闽北和闽江，直接到福州。

从福州装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当然不会出这笔钱，商贾们没有牵也不可能搞份制基建。

但是，这个基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茶叶省去了极大的运费。

大顺这边又搞外贸半垄断，并没有因为运费降低就内卷降价出的况，单单是省出来的运费，两年就够把投资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运河和新商路去闽江，谁还挑着走那么远去广州呢？

仅仅茶叶贸易的路线转移，就影响了男老少一二十万的生计，其余的瓷器生丝粮食等，又要影响多少呢？

这当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贩卖鸦片的理由。刘钰听他一说大庾岭商路，内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万漕工，终究这关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岭南边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对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觉得真要是这些起事，镇压一番杀了，其实比安置他们要省钱的多。

这个走私贩子的这些话，并不能引起刘钰对他的丝毫同，只是让刘钰意识到，岭南问题也该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华北；经济重心在江南。即便废了大运河，华北和江南地区也是紧密联系的。

岭南地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才能保证南北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过朝廷的力量进行调控预，将广州定位成“沟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转地、南洋米贸易的集散地”？最起码，容纳一些无地的失业做工。

还是说，保持原计划不变，仍旧通过国家预，将所有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都让给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粮食期货等贸易，仍旧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个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对诸如粮食期货之类的新事物的态度，以及皇帝猪圈养猪的心态，刘钰略作犹豫后，还是狠下心来。

心道：岭南百姓的命运，还是自发去下南洋吧。不衰败穷困，哪有动力自发下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