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导致的。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又实在不敢跟别说。

这种话，没法说，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迷糊，便多看书。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蒋友仁从墨家的“兼”中，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是功利的，目的非常明确，兼相、相利，通过彼此的，达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稣会的这些会士，一方面儒家经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对墨家的那种，是以蒋友仁在这其中寻找他所理解的，与先秦异端的之间的异同。

看了半天，只觉得，他们耶稣会理解的，和先秦异端的，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是无偿的、没有功利的。

为什么会有他理解的这种区别呢？

蒋友仁觉得，翻看圣经，经常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

弱者、穷、受侮辱者，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好处的。

因为神这样去偏那些弱者、穷、受侮辱者，所以这种偏，造就了他们的的无偿、无功利。

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和先秦异端的说不通的区别——间的一切行为和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弱者穷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间的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的。

既然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受侮辱者的偏，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这些……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这些，为什么却让这些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走，不是因为同他们，刘钰看来他们要走的那条路纯粹扯淡。

而是担心他们起事不成，那些大顺下南洋之后相当优秀的基本盘、兵源、，被他们这种纯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屠戮净了。

是以当时把几个领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矿工起义。如今大顺下南洋之后，刘钰学英国当年的殖民手段，以强制买断的方式，让那些矿工合作自己去锡矿。

这便一下子为大顺赢到了邦加矿工的民心，使得大顺在马六甲附近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兵源地和基本盘。

而当初要是由着那些起事动，恐怕这些早就被屠净了。

当初抓走的那几个死硬目，那叫叫徐圭、教名保禄的，就是个死硬天主教徒。为了不离教，连秀才身份都不要了，被刘钰抓去船上苦役，领着去欧洲见识了一圈，结果想法并无太多改观。

从欧洲回来后，刘钰就把他扔到澳门了。

结果这一扔，就扔出了奇妙的化反。

当初在邦加抓的那个叫徐圭的目，本就是秀才，水平是有的。又是个死硬不退教的，还被刘钰抓着去欧洲转了一圈。

回来后，那些非教徒的矿工目，都被刘钰放回邦加了。而徐圭因为宗教问题，是不可能被刘钰放到邦加的，只能扔在澳门。

澳门本也没几个秀才，去过欧洲转一圈的秀才更少，就这么一个。虽然是革除了功名，但却不能清除脑子里的学识。

这么一来二去，自是和苦学经典的蒋友仁认识了。

那时候蒋友仁正是自觉自己误歧途走异端的时期，两见面之后相谈颇多。

一个被革除功名的天主教徒前秀才，嘴里虽然还是死硬的做教徒的言论，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传统那一套。

又在矿场过，又很天下不公，嘴上念基督心里想的还是三代之治天下大同井田均田那一套。

另一个是被这奇葩的东学西渐所影响，自己走火魔的耶稣会传教士。

这两种思想的碰撞，配上大顺土地兼并、千年前就允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