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能否说服别，有时候不是靠有没有道理，而是靠给多少钱行贿。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

这一点上，菲利普斯从齐国公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他在广东贸易的时候没少和当地的官员打道。

现在他该陈诉的已经陈诉完了，于是说道：“公爵大，具体的事项，我会回去写成书面的报告，送到你的衙门里。”

这意思也很明确，今天的事有些突然，我得回去准备送礼的礼物，到时候会一并送到你手里。

齐国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说道：“既如此，那你就回去好好‘准备’吧。两之内送到我这。”

说罢，也没有再多的表示，而是端起来了茶，举而不动。

菲利普斯起身告辞，回到在天津暂时的住处后，顿时犯了难。

现在很清楚了，要行贿。

可是，怎么行贿、用什么行贿，他却犯了难。

之前在广东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和海关的打打道，那些在顺帝国内的官职都不高。

如今却是主管顺帝国外部的公爵，该送多大的礼？

若只是考虑送多大的礼，这还好说一些，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银。

公司有规定，有财务制度。

毕竟这是一个份制的公司，送礼在招待费中，需要十七委员会找会计审核的。

不能说送礼的说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要是说送礼一千两，结果只送了三百两，报了个一千两的账，那七百两不就被私吞了吗？

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送礼是有讲究的，按照惯例的海关贿赂有定例。

但新的，那是要“借”钱给收礼，要让收礼写借据的。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借出去也不用还。

可是……眼前这是一位帝国的公爵，菲利普斯对中国官员还是有些了解的。

不要说公爵，就算是节度使级别的官员，行贿的时候还要写借据，在官员看来那就是一种侮辱！

送礼写借条收据？得，这礼我也不要了，你拿回去吧。办成事难，叫你办不成事却容易。

想到这，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骂着鹿特丹，如果不是鹿特丹非要纠结账目，也不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现在实在是难办。

七省共和国的贸易公司，自然是数个省的商合力办的。

十七委员会里，八个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个，但是第十七个席位必须从除阿姆斯特丹商会外的里选。

也就是不可能允许阿姆斯特丹拥有九票，从而使之获得单方面的控制权。

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泽兰、代尔夫特、侯恩、恩克霍伊增，以九对八的优势，质疑“对华直接贸易的账目”有问题，要求必须要把对华贸易的账目公开。

包括行贿送礼，也必须要制定规范流程，以免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中饱私囊，超额报销。

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他不想在这个风尖上惹麻烦。

包括泽兰在内的其余商会最近对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意见很大，普利普斯虽然自认为没有私心，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突发事件而尽可能保住对华贸易。

可外部问题好解决、内部问题难解决，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蓄积在公司内部已久的诸多矛盾。

当初奥斯坦德公司与荷兰争茶叶贸易的时候，是阿姆斯特丹商会“力挽狂澜”，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广东和福建，稳住了茶叶贸易。

所以阿姆斯特丹商会“自恃功高”，认为应该：公司出钱，阿姆斯特丹商会出，自行其事，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叶数量运回即可，至于到底带了多少货，那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事，和公司总部无关。

很显然，这样会给阿姆斯特丹带来“小金库”。

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十七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外，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

只要把泽兰拉过来，有钱两家一起赚，保住十二，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十七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他们拿小。

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阿一条船、泽一条船、其余省共分一条船、达维亚妥协一条。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泽做小要强得多。

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效率为先、通力合作、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

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必然陷内斗为先的时代。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普鲁士的【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阻塞，导致荷兰吃了一波中立红利，就其债务问题而言，实际上七年战争再晚两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产崩盘。

现如今大顺开关导致的各国贸易量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的竞争比历史上要大得多，内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压不住了。

鹿特丹商会的要求便是：本钱既然是公司出的，那么船上的货物、账本、资金流水等等，都必须要在公司内公开，不能像以前一样，你阿姆斯特丹商会拿了公司的钱去肥你们小团体。

其中，行贿必须“写借条”的规定，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在这个风上，他想的很清楚。

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救了公司，大顺不会去管达维亚的事。

可救完之后，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反正事已经过去了，对华贸易保住了，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

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不去行贿，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他的前途也就没了，可能还要被质问“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

派回总部请示，一来一回，快一点两年，慢一点三年，根本不现实。

开拓时代，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怎么效率怎么来。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可现在，时代变了，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

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委员先生，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

“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您是知道的，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回去售卖。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和广东的商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

“中国不会制作玻璃，更不会制作镜子。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

“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我想，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