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三年来，每年所盐多少多少，马匹多少多少，刍多少多少，粟多少多少，他府库里的积累之数又是多少多少。

他还上了一封奏疏，说他陕西转运司‘民不益赋，所课为最！’

也就是说他没有向老百姓加一文钱的税赋，但他的课税却是历任陕西转运使之中最多的。这么大的功劳，朝廷必须给自己加官进爵。

反正见了薛向的作，章越也是绝倒了，居然还有这么不知廉耻的。

你这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我等三司的官员谁不知道，你居然好意思向朝廷吹嘘。

而且更最醉的作的是，这一次先帝山陵所费，薛向一气给朝廷捐助了二十万贯，这对于山陵使韩琦而言，对薛向可谓是承了一个天大的，至少明知道他的钱是从哪里来，却也不好处置他。

章越只能感叹，无耻真可谓无耻。

但也不佩服家是真的明，真的厉害，这等作是在是令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用汴京盐价飞涨的代价，来填充他薛向的腰包，更可恨的是盐商与引商，也利用此机绝不降价，当着杀的系大发横财。

章越回家之后，当即写了一封奏疏。

奏疏所言是为孙兆，单骧两位医官求。这两是韩琦等举荐给先帝医治的名医，不过先帝驾崩后，二便成了替罪羊如今被下狱问罪。

这封奏疏递上去后，有些令费解。

若说之前章越是知太常礼院时，上这封奏疏是没什么问题。

但如今他为盐铁判官，忙着京师盐价飞涨之事的时候，他却上了一封与此事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奏疏，实在令费解他到底用意在哪？

这似乎并非他管辖的事，为何他非要在这时上这封奏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