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宝船厂的工匠们，只是受了民间的启发。

“蠡壳窗”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一个过程。

清黄景仁《夜起》诗云：“鱼鳞云断天凝黛，蠡壳窗稀月逗梭。”说的就是这个物件。

它能很好地过滤掉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使室内家具受阳光照后不会褪色和损伤。

安装了蠡壳窗后，就不用装窗帘了。

清朝前期，江南一带的居民常用这类蠡壳窗，清中期以后出现了玻璃，“蠡壳窗”也就开始消失。到了民国时期，就逐渐被玻璃窗所取代了。

“这些船能用多久？我指的是船的寿命。”韦宝问道，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问题简单就不好意思问出来。不懂就问，更何况还是自己手下。

李俊臣答道：“这些船都是今年新造的，至少还能用二十年以上，我亲自督造的几艘船，用三十年都不成问题！都是松木所造，青松是西南高原最为重要的树种，心边材区别明显，结构中粗，在松木中密度高，硬度耐磨好，是理想的防腐用材。船外侧刷了厚厚的桐油，防腐蚀。”

韦宝点了点，对于大明的制造工艺更加钦佩，古代的智慧真是无穷的啊。

参观完了大海船，韦宝在岸上对谭疯子、张浩波、张弘、洪升、林文彪、陈勋、林福和李俊臣等，和海军训练学堂有关的管事们道：“你们大家来自南北各地，以后大家说话，都尽量用朝廷的北方官话，大家要将保持团结，想方设法打地域差别放在心上！”

一帮没有想到韦公子居然会明确的提出来这一点，这还是在海军训练学堂还没有正式办起来的况下啊，都觉得韦公子是不是想的太远了？

韦宝并不是杞忧天，而是发自肺腑的给他们打预防针，就怕到时候派系一旦形成，会出现内讧：“咱们内部团结，外面遇到再大的风雨也不怕！说一样的话，吃不一样的饭，没有问题。吃饭上面可以互相迁就，今天闽南才，明天东北菜，但是想法一定要一样，以团队为核心，以团队的利益为第一位！这是我们大家都要铭记的。”

众一起称是答应。

韦宝稍微舒气，他之所以不避讳的在这个前期提出这么敏感的话题，就是怕他们再重蹈覆辙，弄出闽系海军。

闽系海军指从甲午海战到解放前，由福建为主组成，并由福州籍将领控制的海军部队，也指掌握闽系海军的军事政治集团。

从清末到抗战胜利，闽系海军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体，主导着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

闽系海军之所以形成，并非偶然，而实有其地理的历史的及文的种种错综复杂因素。

福建省地处于中国东南沿海，位于欧亚大陆的东侧边缘，海岸线复杂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加以其地山多田少，必须衣食于海，因之自古以来闽即擅长海上活动，而以于海战著称。

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即为泉州（晋江），其“俞家军”与戚继光的“戚家军”几于齐名。

其后的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均曾称雄海上，闻名于时。

台湾收归大陆后，清代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各省水师总兵提督等高级将领，多为闽省的水师将领所出任，诸如康熙年间的万正色（晋江）、施琅、施世骠、施世纶（晋江）；雍正年间的林亮（漳浦）、蓝廷珍（漳浦）、吴英（莆田）、许良树（同安）；乾隆年间的陈伦炯（同安）、蓝鼎元（漳浦）等无不来自于闽南的漳州与泉州。

嘉庆年间著名的海盗，以及平定海盗之的李长庚皆为福建的同安（泉州府），更是一时传为佳话。

降至近代，绿营水师没落，新海军肇兴，海军仍为福建的天下，所不同的仅是闽南已为福州所取代。

因为福州船厂与马尾船政学堂均设于福州之故。近代海军与传统海军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其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科技与机械，即李鸿章的“西方专门之学”，“须经先在学堂课以测算，再遣出洋习数年，乃冀有成”的“西绝技”。

新海军，必须要在国内的学堂教育，并且还要出洋留学再加造，经过西的长期教导，而透过国际科技转移才可学到或掌握驾驶及纵此一新海军的能力。

因此，使近水楼台的福州得以捷足先登，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先驱。

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海军是一条登龙的捷径有利可图，远于第一批留学英法的“闽厂生徒”回华之前，即表现“一得自矜、贪慕荣利”。声言：“创办铁甲，正我辈富贵之，苟非高官厚禄，切不可就。”及至回国进海军服务，逐渐地由偏裨而荐至将校，更是俾倪不可一世。视海军为其专利。尤其是民国初年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时代，先后十年，连任八次（每易阁揆为一任）；李鼎新继之，又于四年之间连任五次，福建俨然是海军的不倒翁。

他们依附军阀，把持海军，以中央的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遂使闽系海军的势力盛极一时。

其后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虽然不属于“船政系”（或马尾系），但依然同为福州，闽系的结构并无改变。

以海军部的事为例，根据《大清缙绅全书》清末时期大体尚为福建与广东藉者各半，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

可是一到民国时代，即大为不同，如在民国廿二年三月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其中福建即有142之多，约占全数的70%。

其他海军总司令及各舰队司令，乃至各海军机构的首长，也是非闽莫属，其垄断可见一斑。

“闽系”一词的来源，实以清光绪十六年（1890）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所用的“fukenese cn”（福建帮）为最早。

琅氏于北洋海军建军之初，曾经先后二次受聘自英来华，担任北洋舰队的海军总查，成绩斐然。可是却因遭受军中少壮派将领之反对，而于光绪十六年二月（1890年3月）中旬发生香港升旗事件，迫使其愤而辞职。

琅氏在向英海军部报告中，认为“升旗事件”乃系林泰曾（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以及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罗丰禄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宗光（复）等福建故意排挤他的一项谋，故而使用“福建帮”一词。

在同一报告中，琅氏并曾指出：福建帮在舰队中的势力极大，一旦使之当权，则海军即可能为他们所毁坏。

那时候，“该舰队即将变成福建家族的舰队，各舰艇即将为他们的亲族所充满，而训练有素的北方也将要被他们所踢开”。

琅氏之所言可能系出于一时的激愤。但从后闽系海军的表现来看，却多少亦为他不幸所言中。

福建单独掌控海军，也几乎决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海军的命运。

一个地方的独大掌握一支军队，很容易形成军阀形式，很容易与其他军队发生摩擦，造成严重的内耗，削弱战斗力。

整整半个多世纪由一个地方的把持一个国家的海军军官体系，这种况发生，是很正常的。

所以韦宝希望自己的海军在创办之初，便不存在这种可能。

“你们千万不要有地域偏差，大家都是汉，这一点要铭记。”韦宝道。

听韦公子说的认真，张弘、洪升、陈勋、林福、李俊臣等并没有觉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