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在翰林院还好说，我可以找到几个朋友给我作证。”

李利民拍了拍韦宝肩膀：“成，我知道了，你放心，若有问起我，我一定给你作证，说你来了都察院之后勤勉于政，不曾怠惰。”

韦宝感激道：“多谢李大啊，要是有问起我，我也一定说李大勤于公务，实乃我辈楷模。”

李利民笑了笑，对于韦宝的态度很满意，“放心，咱们这些底子净的，没啥大事。我猜他们可能就是想让咱们一起扳倒东林那几位，咱们适当的摇旗呐喊助威也就是了。这回他们出手倒是很聪明，这一招，怪狠的！估计够杨大他们喝一壶。”

韦宝知道李利民指的是魏系一伙，只是不敢明着说，点称是，同意了李利民的隐晦猜测。

“咱们知道的这些事啊，千万别跟任何说，不说的话，咱们俩这回肯定没事，说的话，就一定有事！明白了吗？”李利民又不放心的嘱咐了一句。

韦宝笑道：“您放心吧，我绝不会说出那咱们在司狱见到什么！我怕司狱那些个狱卒嘴不把门。”

“这你尽可以放一百个心，狱卒，牢，他们都是一辈子，世世代代吃牢饭的，嘴是最严的，荣大既然已经威胁过他们，他们绝不敢说出去的。”李利民道。

韦宝嗯了一声，又很小白的轻声问道：“李大，那你说，他们不会杀了咱们俩灭吧？毕竟咱们知道一点点。”

李利民噗嗤一声，没有忍住，差点笑出来，用拳嘟着嘴，咳嗽了好几下，才稍微平复了一些。

“韦大，你当是唱大戏呢？动不动杀？这里是京城，斗来斗去，都逃不过一个理字，没有那么容易杀的，而且，杀了一个，要生出多少事来？得杀更多的才能掩盖！别说你韦大家大业大，在京城有大宅子，有一大堆下，不是举目无亲的孤家寡。我在京城这么些年，家朋友也不老少，谁敢轻易杀咱们？记住我刚才说的，管好嘴，不走漏风声的话，咱们俩准没事！”

韦宝哦了一声，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李大，原来你心里有底啊？那你刚才那么气，还一个劲吓唬我啥啊？”

李利民呵呵一笑，“要不是你一个劲问，我能教你这么多么？合着你自己不知道掂量，全都要我给你说透啊？不管知不知道，要装不知道。不管害不害怕，要装成担心害怕，最好还得很生气，懂了吗？”

韦宝一汗，暗忖你个老小子，怎么不去当间谍？你进天地会统计署倒是挺合适的。

不过，官场上有哪一个老油条的素质会比间谍差？

甚至可以说，都是间谍，不管清官还是贪官，不管循吏还是昏官！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

除正史中有“循吏”、“良吏”的概念外，到元杂剧中又有了“清官”乃至民间的“青天大老爷”的称谓。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

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羡慕。

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史时，收税看百姓的形而决定时间的急缓，所以许多税常常拖着。有一次，军队要出征，国家急需钱粮，而倪宽由于税收得不足，法当免职。

治下百姓一听说这个消息，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不约而同一起来粮食。大家族用牛车拉，小家庭则挑担来，前脚接着后脚，队伍如长龙，络绎不绝。

最后一算，收的钱粮还以倪宽最多。当官当到这个份上，真可称绝。

一般认为循吏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民的经济生活；二、教育；三、理讼。

体现“和”。

按照儒家传统的“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那么，这三者中当以改善民经济生活最为重要，教育、理讼，细究之，是为前者服务的。

中国重农历史尚焉。

循吏重农行为可窥见古代国家重农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

从宏观上看循吏重农行为价值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循吏是国家重农政策实施的中介过程；另一方面，循吏从其自身建功立业的愿望出发，采取了以道德政治为特点的治理措施，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而这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说，又都体现了儒家文化“和”的。

在长篇小说《张居正》中，作家详细阐述了“循吏”与“清流”两种截然不同的做官方式，其分析透彻而辟，令我印象刻。

张居正荣膺首辅之后，为开创“万历新政”，实施了“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方略。

那么何为循吏？何为清流？

循吏是指那些勇于任事、不避险阻、政绩突出、心系朝廷，但是会在做事手段以及个品德上有些瑕疵的官员。

清流是指那些正直忠贞、耿介、学问一流、道德一等，但是浮于清议、不善解决实际问题、上不能为君解忧、下不能为民谋福的官员。

循吏与清流，正如矛和盾一样，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在《张居正》一书中，循吏的代表是张居正本，清流的代表是海瑞。

张居正在继任首辅的时候，百废待兴。政府中，冗官冗员，掌权者懈怠于政务，汲汲于钻营；国库中，空空如也，不要说维持国用，就连京官的俸禄都没了着落；地方上，广西民变，用不当，剿匪不力，形势严峻。

张居正继任首辅之后，运筹帷幄，选择以“整顿吏治”作为开辟新政的突。首先，他实行京察，裁撤那些存在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等劣迹的京官；其次，他创立“考成法”，即各项工作任务都要专负责、限期完成，并考核完成况作为官员升降赏罚的依据，从而根治官场敷衍塞责、拖延政务的不良风气。

在整顿吏治之后，张居正着手“整顿财政”，开源与节流并举，取得尤为显著的效果。首先，他通过核实成本的方式缩减皇室支出，仅核实龙袍成本价一项就节省了六十万两银子；其次，他对享有免税权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仅此一项国库每年可增加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再次，他更改了全国十大税关的管理体制，严查偷税漏税，使得每年的榷税收翻了一番。

正所谓“手里有钱，心中不慌”，作为大明王朝首辅的张居正也是这样。

在国库充盈之后，他就可以放心地着手维修长城、防止边患，治理河道、杜绝水患等重大国事了。

此外，张居正重用生贪鄙但具有军事才能的殷正茂，彻底剿灭了广西韦银豹叛，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张居正固然是“治世之能臣”，但却因“夺事件”，而被天下读书所不耻。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规矩，即凡是在职官员，遇到父母去世的况，必须要除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之“守制”。朝廷下令不批准辞官守制，或者在守制期内征召出来做官，称之“夺”。

张居正在担任首辅期间，遭遇父丧，他考虑到一旦去职守制，“万历新政”可能会改弦更张。

因此，在皇帝的征召下，他同意“夺”。

而按照儒家正统观点，“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