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的全路工作会议开完之后，眼看着中铁建投银行的成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最新地址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 Sba@gmail.ㄈòМ 获取

然而一个始终困扰胡文海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他的面前。

新科公司的夹带里，才实在是太少了。就连至关重要的胡文海办公室秘书团，如今也不过才“小猫”两三只而已。

这不是胡文海嫉贤妒能，或者没有收集才的意识。但实在是自有国在此，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能称得上才的都是国家的囊中之物。

但凡有点水平的知识分子、管理才，都集中在国家的体制之内。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几乎100被分配到国有企事业和政府单位工作。极少数的幸运儿或者继续研究造，或者是找到出国留学的门路。但除非不回国或者不毕业，否则还是逃不脱被分配的命运。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分配工作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用自己找工作，绝对保障就业，这不是好的不得了的好事吗？

所以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基本没有什么才市场的。绣城唯一的一座本科大学渤海工学院，后世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不过就是一个不怎么受重视的省属普通大学罢了。

当然，即使如此，渤海工学院出来的毕业生在社会上仍然是供不应求。哪怕新科公司拿出多么好的条件来，这些学生仍然担心私公司的稳定，就连没什么经验的应届生都不愿意放弃国家分配的工作，到新科公司来工作。

虽然这个年代的中国没有才市场，但愿意出来闯一番的还是有很多的。到八十年代后期，下海已经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一大批未来中国商界的风云物，都是此时决定告别国家的怀抱，到残酷的社会上拼搏出自己天地的。

不过对于新科公司来说，问题还是存在——因为一直以来胡文海所秉持的低调策略。

作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私企业，第一家资产如此庞大的私企业，新科之前的策略始终是闷声发大财。而国家对新科的态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虽然这有效的避免了新科公司受到制度上的攻击，但另一方面来说，也让它很难获得才的关注和信赖。

在这个状态下，哪怕胡文海找出来几个后世出名的才，想要先下手为强。过去和家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私企业新科公司的，恐怕只能被当做是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骗子。

所以一直以来，新科公司的才策略都是内部挖潜、自己培养，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内媒体上打过广告或者招聘启事。

当新科公司业务局限于制造业的时候，这种方式还算勉强能够支持它的发展。但是当胡文海要把手伸进金融业，然后借着金融业再把手伸进整个工业领域，他手里的才就很有些不够看了。

要么接受在中铁建投银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降低，要么接受无法继续低调的结果。

这个选择对胡文海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对中铁建投银行降低影响力，这个选择根本不存在他的考虑之中。

六月的酷暑降临，往年中国的媒体上，此时肯定都是满篇的高考新闻。然而在1986年的这个6月，就连高考似乎都有些黯然失色了。

至于原因？原因很简单，/民//报开“天窗”了！

呃，当然，不会是版条。不过/民//报九版开了天窗，这也够吓的了。

从六月三开始，连续三天，/民//报九版上都只有一句话。

第一天，/民//报九版上只是在正中间写下了一行字：项哲，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在国营企业卖澡票。

整个/民//报第九版偌大的版面上，就只有这么一行黑体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什么意思？

项哲是谁？

沃顿商学院是哪里？

工商管理硕士是什么学历？

他为什么在国营企业卖澡票？

如果只是哪个都市小报或者行业类报纸，大家也就是哈哈一笑而过，认为是排版的手误了而已。

但这是/民//报，是每个字都能写出一篇分析论文的报纸。这上面的每一句话，背后说不定都是无数的悲欢离合和国际大事。

作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民//报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怎么可能刊登毫无意义的文字？

所以这背后，肯定有着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

而这种开天窗的形式，发生在/民//报上面，这简直太能引起们的联想了。

是什么、什么势力，连/民//报的嘴都能塞抹布？搞这种拐弯抹角的报道方式？

/民//报第九版的这一行字，可不仅是民群众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是直接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

当天给/民//报社打电话，甚至是直接跑上门来的简直不计其数。可让诡异的是，上层首长们对此却一言不发。哪怕是被问上门来，也是一副秘莫测的样子，用让等两天再说的话敷衍过去。

这样一来，可真是激活了社会上各色士的想象力。

有的说，这是国家要搞用工改革。

有的则说，这是国企的体制改革。

还有些不怀好意的，脆说/民//报这是在攻击社会主义所有制，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但是另一方面，此时国营单位用工的现实，也由此引起了们的注意。

其实不用/民//报这次的事，国内目前的国企危机，根子上可以说就是用工的问题。/民//报不过是让问题浮了出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国企用工目前是什么况。

五十年代搞八级工资制，客观上是符合当时中国国的，有力的支持了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

但事在发生变化，八级工资制搞了二三十年，如今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国家职工的水平了。一个是评级困难导致工资常年不动，打大锅饭之后为了照顾前三十年因为某些不能说的原因而没有涨工资的老，八级工资制从开始的按能力评工资，逐渐变成了论资排辈评级别。

另一个，则是工业化发展之后，社会上多了很多八级工资制无法覆盖的才——比如说留学生，比如说大学生。

早年念大学和尽早参加工作，这两个选择的价比其实是相差不大的。这让很多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富裕的学生，即使有考大学的能力，为了工龄长而选择了不念书而提前参加工作。大学生在前期带来的加成，和提前参加工作比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而出国留学回来的才，就更无法在八级工资制里找到自己价值的体现了。就拿计算所的倪光南院士来说，他放弃了加拿大科学院几十万年薪的优厚待遇，回国之后拿的也是计算所里一个月两百多块民币的普通工资。

这样的体制，又如何能吸引和留住那些开阔了眼界的高级才？

项哲这个虽然是杜撰的，但这种现象在如今的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普遍意义。明明有高素质才，但因为体制的原因，他们就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辛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也只能拿最基本的工资，只能把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荒废掉，去从基础的工作岗位重新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