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冏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条鞭法，已经把杂粮税全部改为收银，以里甲为单位征收白银，但是具体征收则是粮长。粮长把银柜给胥吏，再到官府，要过两道手，中间便有了舞弊空间。

实行官收官解后，百姓把钱直接到官府，不经过任何手，这从制度上看，当然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对官府来说，就加大了基层办事员的工作量，几万农民不定时税，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还可能闹事，所以一般来说衙门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对于农民来说，也要担心胥吏的盘剥和刁难，实行起来就是个考验基层官员手腕的事。

范进之前对衙役的整顿改造，乃至重新练，编撰条例，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对这种歪嘴和尚有个监督。

“所有收银、放贷的，都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耽误了吃饭有误餐钱，耽误了下值有值夜钱，灯火钱。工作表现好，另外还有嘉奖钱。这些都是我给他们的福利，与商贾合作，是引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彼此监督牵制。商可督吏，吏可查商，于两家之上另设一检校，专查这两方。不管是谁借着放贷卡要勒索，本官都将重办！连冯邦宁那等，我也是说打就打了，这些胥吏或是商贾，又有谁办不得？”

王士骐听的了，方才是劝解范进不要与民争利，这时却渐渐为他所引导，思路开始跟着范进的思路在转。

“这样的手段倒是有效，可也就是退思你能这么做。等到你卸任之后，后任者又能否如此？”

“这就是我说过的，要以手段绳墨。借贷有借据这是不必说的，税也应有凭。我听说过，世庙年间两淮盐运司曾用二连票。一票存官府，一票给盐商，以为完课凭证。这个办法大可效法，但是两连太少了，我的想法是搞个三连票。一票给税，一票官府备档，另一票给里长甲首，彼此依此立档，作为凭据。就像我今天说过的一样，将来按着税多少，划分甲乙丙丁四字户，按税定服务，征徭役，这便是个最好的凭据。这种票听说苏州那边已经有衙门在搞，名为串票。这法子我们上元也可以用。与互相监督，再有串票凭据上做个限制，胥吏或是商贾们想要舞弊就很艰难了。除去三联之外，再给票上立好编号，胥吏要是想篡改切割票据，有号约束，也难更改。”

王士骐不住点，“确实……这样一来，公门老手也不易找出绽。但是退思兄，咱们为官之，如果按着税多寡定出服务，岂不是成了商贾手中纵的傀儡，这一点你想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