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王公别号啊!”

“知道知道，我知道……”王杜恭继续流着水念着这段碑文：“予惟召伯之循行南国，所布者西伯之政也。而甘棠之咏，所以思召伯者不减于西伯。以我王公之分巡东土，以行洪公之令，与召伯同也，生像之立所以报之者，固以其不异于洪公也……这是把王老前辈比作召伯了，这里还有王公的生像吗？”

“有有有，当然有!”史载勋大方地说道：“我们就去拜一拜!”

对于中国古代的官员来说，生祠比万民伞之类的荣誉要高出一百倍一万倍，毕竟走茶凉，普通的巡抚、道台在任上固然是风光无限，但是只要一离任，谁又记得自己的名号，顶多在方志的职官志记上一笔。

能被立祠的官员，那自然是有德政中的德政，是要被地方传颂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真正好官，更不要说立有生祠的官员，所以魏忠贤在天启年间才会把很大一部分力放在立生祠这件事上。

而现在史载勋继续介绍道：“洪王二公德政至今传颁，而今昌邑大饥，卜知县与诸位上官的种种德政亦能传颂千秋万代，假以时，我作为昌邑县，必然与父老共襄盛举建一座生祠!”

虽然这件事太犯忌讳，甚至随时可能会丢掉官帽，但是马杜恭还是拒绝不了这种诱惑：“不知道本道分巡东土赈济东民，到时候不知能否与诸公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