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只怕也是配得上恶贯满盈四个字。

有这样的军队为张献忠打先锋，江西等处的老百姓自然是“屯结山险，以拒官兵”、“兵民仇杀”。大西军参将毕登云领兵由萍乡而来，“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更是出现了许多哭笑不得的事：堂堂的江西总督吕大器带着兵马到了峡江，被峡江县民遮杀若，夺去了八匹马。吕大器无可奈何，乃生一计，派出部下冒充“八大王”张献忠的队伍。峡江县民失察轻信，开门出来迎接，献上县印、马二十五匹和大批粮。结果，吃饱喝足之后，吕总督脸色一变，开始算变天账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崇祯十六年底，大西军在偏沅大部分府县和江西袁州、吉安两府都派设了地方官员。在得知李守汉的南粤军开始从赣南向北步步近后，仔细掂量一下利弊得失，张献忠开始准备做战略转移。他令张可望留守长沙，督率当地乡绅、归顺了西营的原明朝给事中、被任命为长沙辰州常德巡抚的史可镜等，守住长沙岳州等地，他从岳州统领大军向北移动，攻咸宁、蒲圻，开始向武昌进军！

一时间，偏沅和江西两省的大西军旗帜如云马如海般自东向西而来。而左良玉所部便是缩于九江城中，眼睁睁看着张献忠的大队马昼夜不停的从眼前经过，络绎不绝的往武昌去，却连出城截击的勇气也不曾有半点。

但是，当张献忠的大队马从九江开过去之后，却不曾想到，他这一动，竟然是给了局促于九江一隅的左良玉一个极佳的借，在被南粤军水陆两军钳制的死死的左良玉，当即便慷慨激扬的宣布要逆流而上，回保省城武昌！说完这一番话后，便纵兵在九江大肆掠夺，将几乎整个九江地区的青壮年尽数拉了壮丁，强行编军队之中，之后便是飞也似的向西狂奔。便是南粤军水师在安庆得知了消息之后，派出炮船截击，也只能是将他的后卫那群刚刚被强征伍的壮丁十余万截下，左良玉的老底子却是逃之夭夭了。

此时江汉重镇武昌已经岌岌可危，西面和北面是李自成部重兵压境，东面是张献忠部兼程而来。武昌城内一片混。缺兵缺饷，朝不保夕。分封在这里的楚王朱华奎，累世搜括，积聚了庞大的财富。省城里留下的文武官员唯一的指靠。就是希望楚王朱华奎能够像开封的周王那样拿出钱来养兵设防，也好让武昌能够支撑到援军到来。

湖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们齐集王府，跪在朱华奎面前请他借给几十万两银子充作军饷。家居的原任大学士贺逢圣也面见朱华奎，商量措饷事宜。朱华奎却叫搬出洪武年间分封诸子时赐给楚王的一张裹金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绝了指望，哭着出府。直到形势十分危急之时，朱华奎才拿出金钱来，收募从承天（令钟祥）、德安（今安陆）逃窜而来的散兵游勇，指定楚府长史徐学颜统领，号称楚府新兵，不让其他文武官员手。

他在这个时候一心要掌握这支马，其内心到底是不是想学学当年的燕王朱棣那样，利用这批“新兵”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咱们自然不得而知。不过这批“新兵”。全是败在李自成闯营手下的惊弓之鸟，都是些散兵游勇，兵油子、营混子之类的角色，骗骗军饷没问题，打仗？他们的百米冲刺和跨栏水平丝毫不比裤裆里藏手榴弹的前夫水平差！

正月初五，张献忠部义军的先部队从团风洲渡江，克武昌县。初八，献忠全军自鸭蛋洲南渡。十进攻武昌府城。明道臣王扬基眼看形势不妙，同武昌府推官傅上瑞弃城逃跑。楚府新兵随即大开保安、文昌二门投降。义军城后活捉朱华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张献忠见了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朱华奎扔进河中淹死。贺逢圣被俘后，张献忠将其释放回家。然而贺却说，“我大臣。不可苟活”，自己跑到滋阳湖王会桥投水而死。这点可是比水太冷强多了，家是当真殉国，而不是作秀给别看。

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大西，改省城武昌为京城。铸西王之宝;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张献忠住进楚王府，门前树立两面大旗，上面写道：“天与归，招贤纳士！”；武昌九座城门也都树起两面旗帜，上写：“天下安静，威镇八方”。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升常顺州知州周文江为兵部尚书，以张其在为总兵前军都督。地方以李时荣为巡抚，谢风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驭六为学道，均颁给敕印。以周综文为天授府知府，沈会霖为汉阳府知府，黄元凯为黄州府知府;此外还任命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分别给以官印，赏给白银一百两或几十两。

《竹中记》里记载下张献忠进湖北后，关于筹措军饷的一个小故事：“献贼劫某御史家，自门达寝皆有藏。众骇其多。一贼曰：‘为我辈累此辈。’一贼曰：‘为此辈生我辈。’噫，二贼亦黠矣。可为士大夫发一怍也。”至于没收明宗室的家产作为军饷，楚王朱华奎就是个典型例子。

各种史籍中，对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记载颇多，但是却也是有许多禁不起推敲，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说辞。编写《圆圆曲》的大才子吴伟业所著《绥寇纪略》算是比较靠谱的书，也说大西军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水，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寰。又说义军尽把漂亮的编“婆子营”，“收其值，给军用”。

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也说：“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这段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也说：“以立婆子营，收其夜合之赀为军需。”既然说全城的百姓几乎被献忠杀光，而义军普通士兵又不准私藏银财，那么“夜合之赀”从何而来呢?可见造谣也需要水平。

真正对武昌地区居民穷极蹂躏的是左良玉部官军。本地魏赏延记载说：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十六，左部官军从樊城逃到汉镇，“士甚强，马甚壮，……而仇镇亦甚勇，于是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其，而男则筑以刀镮而逐之。越二，监军道皖城王扬基与大将军旧，迎之渡江。驻省城（指武昌）外金沙江洲。洲受其荼毒与汉同。二镇故并雄财货，甲于全楚，不数然焉。”（见《竹中记》）“居其居因薪之，食其食因粪之，财其财，其”什么意思呢？住家的房子，把房子点火烧了；吃家的饭，往饭里拉屎撒尿，抢别的财物，强别的。这是什么样的禽兽不如之才能出来的事？可见什么“婆子营”不过是左军兽行的折光反，对男子以“铁骑围而蹙之”，也正是左军‘筑以刀镮而逐之“的移花接木。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文笔下被描绘成以杀为乐趣的杀魔王张献忠却严禁任意屠杀。康熙六年《袁州府志》卷二○，《遗事》中记载刘献廷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广阳杂记》卷二）顾炎武《明季实录》附录苍梧兄《酉阳杂笔》内也说：“犯衡阳者，为贼张献忠第四子……赵公子见其行军长四十里，见马则抢，多不杀。”

张献忠在武昌开国登基，宣布自己为大西皇帝。与他遥遥相对的，已经攻取了西安的李自成，同样也是于正月初一登基称帝，国号大顺建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