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事都有对立面。既然长官说鞑子土改是为了争取朝鲜的穷支持，那么反对土改的就一定是朝鲜的富和达官贵族。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想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许朗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现在朝鲜是被后金控制的，怎么样才能支持朝鲜的地主阶层抵制土改，许朗没想出什么办法来。

“这个属下还没想好具体的办法。”高晨又问道，“不过属下还有一个疑问。长官说鞑子会不惜用杀和抢夺的办法来取得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那么他们杀杀多了难道不会有反抗吗？”

许朗没有回答高晨的问题，高晨的这个问题让许朗突然想起了一个事。

后世的1895年，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醺风的夜晚，美丽的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龙格。

他们在谈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杀。

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普列汉诺夫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杀杀得太多了。

但是列宁却十分严肃地反驳了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并不是因为杀杀的太多了，而是杀杀的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30在芬兰因肺结核病逝。死前的一个多月里，一直在写他的一份《政治遗嘱》。普列汉诺夫生前曾经待过他已经放弃了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他的《政治遗嘱》就不公布。所以这份《遗嘱》居然尘封了81年，直至苏联解体、俄共垮台后的1999年11月才重新被挖掘了出来。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而历史也证明了，在以后的这种体制当中，杀已经成为了维系这种体制必不可少的手段。

许朗知道，同样是中文系出身的涛敏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手段。但许朗不知道，涛敏到底会杀多少，到底敢杀多少。自己究竟是要制止他去杀，还是为了阻止土改而鼓励他去杀，许朗的心中没有了主意。

高晨见许朗一直没说话，以为是自己说错了什么：“长官，属下多言了。”

“不，高参谋，你说的很好。”许朗夸奖道，“你找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这个本质却不好解决。”

高晨没听明白许朗的话，默默的看着自己的长官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