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恰是秦国无法种宿麦的原因。所谓‘东方宜麦’、‘关中俗不好种麦’，根本原因是宿麦没有粟耐旱，而关中降雨量一般在五百毫米左右，比黄河下游少一百毫米以上。关中种麦，要到董仲舒（生于河北枣强）上书汉武帝，才逐步推广。

大部分地区只能一年一种的秦国，如果得了收粟后可再种一季的东洲之谷，那就不是三年一伐，而是六年一伐、十年一伐了。

“臣以为然也，”孙余也很警觉，他知道一年两季意味着什么。“必不能使秦得此谷种。”

“臣等亦以为然。”群臣附和道。“当寻良策以不使谷种外传。”

秦如果得到红薯、土豆，一年两收，对关东四国更不利。只是，种在田里的东西，很难不被外窃取，尤其是红薯。熊荆依稀记得，西班牙在菲律宾也禁止红薯种外传，后来好像是偷了一根红薯藤，摘去叶子摸上泥，假装是绳子带出菲律宾的。

“此事还当再行商议。”熊荆斟酌说道，他想起了赵国。

“请大王广传之，东洲之谷需以鱼种之。”孙余建议道。“秦国无鱼、少鱼，不可种也。”

“可。”宣传可以这样宣传，只是熊荆问起一个当下的现实问题：“然赵国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