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只要稍加冷静的分析，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从《唐书》中可以得出，李世民是个坚定的造反分子，不停的撺掇着李渊造反。

而李渊却是在犹豫不决的，而且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他也不是坚定的造反派，他也在犹豫，他也没有提出要造反，而是向李世民解释为什么不起兵：“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不得同受孥戮，家身亡，为英雄所笑。”

那么问题来了，李渊嘛无缘无故遮遮掩掩的向李世民解释？原因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李世民之前就在撺掇他了，只有李世民催他赶紧造反，他才会做出解释。

而那晋阳喝酒让宫陪睡的闹剧，应该是确实生的。但其实李世民的这个手法很幼稚，更像是小孩子在耍脾气。造反这么大的事，你安排老父睡两个宫就能搞定的？

李渊事后当然是知道李世民用意的，他估计自己都不在意，至于说要拉李世民去见官，完全就是做做样子，吓唬李世民的。果不其然，很快就把李世民放了。

而面对如此激进的儿子，作为一个父亲他自然要安抚：“隋朝气数将尽，天命的确快到我家了，但是我为什么不起兵啊，就是因为顾及你们兄弟都不在啊ba1aba1aba1a……”

当时的李世民不到二十岁，年轻气盛容易激动，有些小孩子脾气都是很正常的，也别把李世安排宫陪睡这件事看的多高明。

经过李渊的一通陈述厉害关系，李世民也明白过来：

（秦）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请同汉祖，以观时变。”

所以说这一切并不矛盾，只是彼此都隐去了一些。《大唐创业起居注》不是正史，也不是即时笔记，而是温大雅在贞观初年（或者武德末）完稿的，可以说是回忆录。

其中的很多事想必也找的当时的资料，不可能说他连李渊李世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能完全记下来。而且温大雅是李渊的旧臣，隐去宫陪睡这些不太光彩的事很正常。毕竟他写书时，还是在李渊的武德年间。

现在很多都有这么一个观点：李建成其实很厉害，都是李世民嫉妒他，把他功劳全删了，正史上的李建成被写的很差，就是因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ba1aba1a

但是的确如此吗？且不说李世民的手能不能管到正史新旧唐书的修订。

更重要的是，正史上的李建成真的很差劲吗？某些的观点是，正史被李世民篡改了，把李建成功劳全抹去，所以正史上的李建成很差劲。

但是，咱们看看《新唐书》中记录的李建成的战功：

“引兵略定西河，从平京师。唐国建，为世子，开府置官属。又迁抚军大将军，为东讨元帅，将万徇洛阳，授尚书令。”

“诏率将军桑显和击司竹群盗，平之。”

“稽胡刘仚成寇边，诏建成进讨，之鄠州，斩虏千计，引渠长悉官之，使还招群胡。仚成与它大帅降，建成畏其众，绐欲城州县者，使降胡筑，勒兵杀六千，仚成奔梁师都。尝循行北边，遇贼四百出降，悉馘其耳纵之。”

“既而黑闼复振，庐江王瑗弃洺州，山东。命齐王元吉讨之，有诏降者赦罪，众不信。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贼惧，夜奔，兵追战。黑闼众犹盛，乃纵囚使相告曰：“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黑闼。”

史书上记载的明明白白，何来没有战功？

甚至得益于李世民的胸襟，就连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也在正史中记录的非常清楚，甚至连唐太宗亲自杀了自己的哥哥这件事都记录下来了：

俄而突厥寇边，太子荐元吉北讨，欲因其兵作。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劝秦王先图之。

王乃密奏建成等与后宫，因曰：“臣无负兄弟，今乃欲杀臣，是为世充、建德复仇。使臣死，虽地下，愧见诸贼。”帝大惊，报曰：“旦当穷治，而必早参。”

张婕妤驰语建成，乃召元吉谋，曰：“请勒宫甲，托疾不朝。“建成曰：“善，然不共朝，事何繇知？”迟明，乘马至玄武门，秦王先至，以勇士九自卫。时帝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遽反走，秦王随呼之，元吉引弓欲，不能彀者三。秦王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敬德追杀之。

如果李世民真的要改史，何必要让史书记录下自己的罪状？杀害手足兄弟？并且斩除根连侄儿也不放过，这些事都明明白白地记录在史书之中。

亦或说，李世民因为得位不正篡改唐初国史，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你比陈寅恪、黄永年、李树桐这些前辈学者还nB？欧阳修、宋祈这些宋掌握得史料丰富，他们对唐初历史的认知就比今？合着我们的现代史学这一百多年都白展了，陈寅恪、黄永年这些都是在招摇撞骗呢？后不断利用的资料和成果，不断地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前所未现的问题，所以才有学术上的进步，你懂吗？

总之这些的观点就是，李世民改史是史学界的共识。就这一句话就足以显示出他的无知，因为这从来不是共识。

还举起了陈寅恪、黄永年、李树桐这些民国的史家前辈的观点来反驳，这更可笑了。

且不说这三位前辈的造诣能不能比得上欧阳修等，就说这些的观点：因为这三位前辈说李世民改史了，所以李世民就改史了。

迷信专家简直贻笑大方。他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如果这些大师都是错的，合着我们的现代史学这一百多年都白展了？

那几位前辈的确是国史大家，但是请想清楚他们的年代，他们出生在上个世纪最动的年代，山河碎，历史资料非常匮乏，肯定没有宋时国家组织修史时的资料多，观点有所偏颇很正常，但是被迷信实在好笑。

“后不断利用的资料和成果，不断地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前所未现的问题，所以才有学术上的进步。”

这句话本身很对，我们现在身处信息炸的时代，各种史学资料俯身可拾，所以研究之后，对于一百年前的史学大家们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也可以进行补充和适当的批评。

我拿的都是史书原文，而“我认为”“前辈学者们认为”云云，这无疑非常的不严谨的。

又说：参与编撰《贞观实录》的许敬宗品不行，或许会故意曲笔，以迎合一些掌权者。

但是，这和唐太宗篡改历史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撰写起居注的是褚遂良，而且唐太宗本就已经批评了许敬宗撰写实录的曲笔之处！

且史书中又云：“敬播，蒲州河东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

贞观十四年之前的实录不是许敬宗一个修的，而是和敬播两个合修的，而且敬播是有良史之称。

“时梁国公房玄龄，称播有良史之才，曰：陈寿之流也。”

甚至贞观后十年的实录，是敬播独自完成的：

“（敬播）又撰《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为二十卷。奏之，赐帛三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