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下说，一个农民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三倍收成，那么他就懒得种地，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两倍收成，则百姓则会丧，稍有征敛，必然引起百姓和起事，如果民之后还施之以刑罚，那就是残杀百姓，即所谓的摲民。”

朱祁钰自然看到了襄王的这段论述。

如果说苏松地区富硕，百姓们不肯种地，但是在贵州，百姓也不肯种地，这就很奇怪，襄王在认真研究后，得出了的结论。

研究云贵百姓起事不断，是襄王在云贵川黔的重要工作，而襄王大约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收成太低了。

苏松地区是因为种地的劳动报酬不如去做工，那么贵州等地方不肯种地，则是种了也没用，没啥收获，稍微有点天灾祸，自然是起事不断。

如果百姓起事，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如果平叛之后，皇帝还要追罚，那就是摲[chàn]民，是虐，是失道，是丢了天下也活该。

襄王就是这么说的，他的利柄轻重论，可不是一味的谗言，而是有很多的规劝。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儿，襄王还是很敢说的。

也真的有这么的，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腊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杀令，要以杀止，最后失道天下，丢了江山。

于谦感慨万千的说道：“《管子》曰：事再其本，民无米（火亶）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

“轻重不调，无米（火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这也是襄王表达的观点，就是事有轻重，百姓起于阡陌丧，为上者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就是亡国之君了。

“有理。”朱祁钰十分赞同朱瞻墡的观点。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朱祁钰将其过错归咎在了有司，最终将宋彰等斩首示众，佐以农庄法，恢复生产，还免了一年的正赋，让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朱瞻墡、管子、于谦等所言，朱祁钰所做，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于谦继续说道：“而且襄王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还在思忖计省存在的必要。”

“襄王的意思很明确，土地、丁、常费、货币、乡野、谷物，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统筹，想要主持国家，是万万不可能的。”

“管子将其定义为山国轨，曰：田有轨，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朱瞻墡的论点和管子的论述中多有相似，但是又不太一样。

管子在《山国轨》之中，十分推崇「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但是朱瞻墡则认为利柄才最为关键。

无论多少也要征税，否则就没去管理了。

比如朱瞻墡在贵州就对三七、金不换等药材进行征税，而且抽分六分，和市舶司无异。

但是这笔钱朱瞻墡都留在了贵州，对三七、金不换等云贵药材的种植进行育种，再定期把培育好的种子，以低价卖给百姓。

在朱瞻墡眼中，税赋是利柄实现的重要环节，如果不收税，则无治、更不能治。哪怕是征了税，再退回去呢，也不能不征。

朱瞻墡对钱不是很在乎，他一辈子都没在意过钱多钱少，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一部分。

朱祁钰笑着说道：“襄王的利柄轻重论，大有可为啊。”

“襄王治贵，后必然也是一桩美谈。”于谦喝了茶说道：“陛下，今年会试添了《算学》，能不能添一门《管子》，不计好坏。”

算学在秋闱之中，依旧不算成绩，但是到了景泰五年的会试，也就是选拔进士的时候，《算学》已经算成绩了。

这一点上，国子监的禀生和翰林院的翰林们，有体会，吴敬作为数学老师，考月考，天天考，已经把他们考的外焦里了。

添加的这门《管子》，是不算成绩的，就是鼓励读书，不只读儒学。

科举侧的改革。

朱祁钰点说道：“善。”

等学完了管子，再学襄王的利柄轻重论，再学朱祁钰的财经事务，那么大明在财经事务这块的短板，就算是彻底补齐了。

于谦拿出了一本很厚重的书说道：“陛下，臣注解了《管子》，还请陛下御览，若是等举子京，则每发一本，省的殿试时候，什么都不会。”

于谦这哪里是《管子》，分明是考纲！

朱祁钰拿过了那本厚重的管子，除了少数篇散迭之外，其余的都有了注解，这是于谦所注的内容。

他翻动了两眼，吸了气问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注解《管子》的想法的？”

于谦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有些不确定的说道：“陛下第一次总论财经事务之后，臣与陛下谈十年树木，百年树之时，就已经开始注解了。”

“或许更早。”

朱祁钰握着手中的《管子》点说道：“于少保，国之柱石。”

“臣的本分。”于谦赶忙说道：“其实就是读书，不费什么心力。”

自从京师之战后，于谦很少有费心力的时候了，去河套、南下平叛，都跟旅游一样，看看大明的大好河山，他很少像土木堡丧之后，那般夜寝食难安了。

国有英主，他能多思考一些国朝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