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提，她也没有问。

柳依把手机放下，看着他的笑脸，想，他说这是保护。

这个理由很好，好到她可以假装自己不需要更多解释。因为她害怕问出之后得到另一个答案，更害怕连这个理由都没有了。

十七岁的柳依信很多东西。

她信他每次假期回来时带的那束雏菊——用报纸裹着，茎叶上还沾着水珠，他说是火车站门买的，她信。

她信他在夜电话里给她唱的那些民谣歌词，断断续续的，有些地方忘了词就用哼的，哼完说“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水手和他等在家乡的姑娘”，她说好听，她信。

她信他骑机车带她去白崖那天，站在英吉利海峡的风里，她问“我们以后会怎样”，他说“会很好”，她没有追问“很好”具体是什么，她信。

她甚至信他那次在摄政街天使灯下说的话。

那天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整条街被巨大的发光翅膀笼罩着，金色灯光把所有的脸都照得暖烘烘的。

她仰着看灯，他站在她旁边看她的侧脸，他说，“等毕业了，我带你去看更远的灯。”

她问多远的灯。他说很远很远的。

她信了。

她信他是她的岸。

那段时间柳依的小房间里到了晚上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灯光昏黄地打在二手书桌上，桌角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木。

她坐在桌前看书，耳机里放着他推荐的歌，偶尔走神的时候会盯着墙上那张手绘的伦敦地铁图发呆。

柳依在这座城市活了十八年，去过的地方却少得可怜。

但罗迪带她去过的地方她全记得——北郊的山坡，白崖的海风，摄政街的天使灯，泰晤士河边的每一条长椅。

她想，这些地方就是她的岸了，伦敦就是她的岸了。

她没有想过自己只是一座岛。一座在他漫长航程中暂时停靠的岛，他在岛上休息、欢笑、留下过夜的篝火和空了的酒杯，但水一涨他就会走。

船总要出海，岛却永远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