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城市灯光又灭了几盏，久到我硬挺的茎彻底疲软下去，但内裤前端的湿冷粘腻感依然清晰可辨，久到她那边的呼吸声终于变得均匀绵长（不知是真睡着了，还是又一次更湛的伪装）……我才极其缓慢地、无声地侧过身，背对着她。

我的后背能感觉到来自她那个方向的一点点微弱的体温辐，像一个小型的热源。

她的甜腥味依然萦绕在鼻端。

我的指尖，刚才被她触碰过的手背皮肤，还在隐隐发烫，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烙下了印记。

而我的茎，在疲软之后，传来一阵空虚而酸胀的钝痛。

凌晨三点，我被一阵压抑的哭声弄醒了。

声音从床的另一侧传来，被她压在枕里，闷闷的，像从很很的水底冒上来的气泡。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捂住了嘴、捂住了鼻子、把所有的声音都往身体里咽的哭法。

每一声都被她掐死在喉咙里，只有肩膀的抖动能出卖她。

孩子没有醒。孩子在她制造的、被她心掩埋的哭声里，睡得很沉。

我没有翻身，没有看她，没有说任何话。

我平躺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听着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像一把很钝的刀，在一点点地割我。

不是割我的心脏，是割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一个我从未感觉到存在的、更更隐蔽的地方。

她哭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哭声慢慢停了，呼吸慢慢平稳了。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床上了。

厨房里传来油锅的滋滋声，有在煎蛋。

客厅里有在拖地，拖把碰到桌腿，发出轻微的声响。

空气里有咖啡的味道，还有洗衣的香味——阳台上晾着昨晚洗的衣服，被晨风吹得轻轻晃动。

我走出卧室，看到她正在把煎蛋从锅里铲出来，金黄色的溏心在白色瓷盘里微微晃动，没有。

另一个盘子里已经摆好了两片吐司、一小碟黄油、一杯温好的牛。

她看到我出来，嘴角弯了一下，但那个笑容没有到达眼睛。“吃早饭了。”

“嗯。”

我们在餐桌前坐下，面对面，像过去三年里无数个早晨一样。

她剥了一个水煮蛋，把蛋白剥得净净，然后把那颗光滑的、白的、还在冒热气的蛋放在我的碟子里。

她记得我吃水煮蛋不吃蛋黄。

或者她记得，或者她只是在做所有她认为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像一个演员在背台词，台词太熟了，已经不需要经过大脑。

“我今天……”她开了，筷子停在半空中，“我要出门一趟。”

“去哪？”

“我妈那边。她说想看看孩子，我……”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我想带孩子回去住两天。”

两天。她需要一个地方重新组织语言，重新想好下一套说辞，重新找到一种方式来说服自己事还有挽回的余地。

“去吧。”

那个“去吧”说得很随意，随意到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她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反应，筷子在手里顿了一下，抬起看着我，试图从我的脸上读出什么。

我脸上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回来？”

“周六……周？周晚上。”她的语气里有一种试探的味道，像一个在问“我可以再拿一块饼吗”的孩子，不确定会不会被拒绝。

“周晚上回来。”

她点了，低喝粥，喝了两又抬起。

“老公。”

“嗯。”

“你不问我……去我妈那里什么？”

“你想说的时候会说。”

这个回答让她沉默了。

她应该希望我问的。

如果我问了，她就可以解释，可以编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让我相信她只是回娘家，跟那个没有任何关系。

但我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因为我知道答案不是她妈。

她妈上周才从齐州回去，火车票我还留着。

九点多，她开始收拾东西。

她把孩子的瓶、、尿不湿、衣服、抱被、安抚嘴、维生素d滴剂，一样一样地装进那个灰色的妈咪包。

她把每一样东西都摆得很整齐，像在完成一项需要高度专注的任务。

她在孩子的襁褓里塞了一张纸条，我看到了，但没有看上面写了什么。

她穿了一件宽松的卫衣，一条牛仔裤，一双小白鞋。

她把发扎成一个低马尾，戴了一顶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她抱孩子的时候抱得很紧，脸埋在孩子的脖子里，吸了一气，像要把这个味道存进一个永远用不完的存储器里。

“我走了。”她站在门，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行李箱的拉杆。

“路上注意安全。”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她转过身，拉着行李箱走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抬起看了我一眼——帽檐下的那双眼睛红红的，肿肿的，像两个被揉皱的纸团。

门关上了。

我站在空的客厅里，听着电梯下降的声音。

她的谎言在继续升级：从一开始否认我到一步步拆穿，到现在她知道我全部知道却依然在撒谎——这就是最致命的阶段，谎言已经不是为了骗我，而是为了骗自己。

她在说服自己：我只是回娘家，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没有那么严重。

我在说服自己：让她去，让她继续往下跳。

客厅安静下来。

我收拾了餐桌上的碗筷，洗了碗，擦了手，拿起手机。

方远的未读消息已经堆了十几条，最新的一条是凌晨两点发的：“你睡了？我睡不着，一直在想你这个事。你是不是被她pua了？”

我拨了方远的电话。

响了一声他就接了，像是手机一直握在手里。

“你可算主动打电话了，”他的声音沙哑的，像是一夜没睡，“昨天拒我电话的时候不是挺硬气吗？怎么着，想通了？”

“出来喝杯酒。”

“大上午的喝什么酒？你疯了？”他骂了一句，然后顿了一下，“行吧，老地方，我二十分钟到。”

老地方是大学城后面那条街上的一个小酒馆，名字叫“等一个”。

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沉默寡言，调酒的手艺一般，但胜在安静，没什么，适合两个男坐在角落里说一些不适合见光的话。

我到的时候方远已经在了，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喝了一半的威士忌。

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没摘，发从帽檐下面翘出来几根，整个看起来像一个没有睡醒的乌鸦。

“你不是说不喝吗？”我坐下来，对老板比了个“老样子”的手势。

“谁跟你说这是酒？”方远拿起杯子晃了晃，“这是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