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实验台前，关闭相色谱仪的作系统，等待仪器完成自动清洗程序。清洗程序需要十五分钟，她利用这个时间将实验台上的其他物品归位：试剂瓶放回试剂架、移器挂回支架、废弃的手套和吸扔进黄色医疗废物桶。

做完这些之后她在旋转椅上坐了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腰背挺直，目光平视前方。

研究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相色谱仪清洗泵的低频嗡鸣。

她对自己说了最后一句话：“不急。”

这两个字是她对自己当前状态的总结，也是她对接下来所有行动的基调设定。不急。不冲动。不在证据链完成之前做任何可能露调查意图的事。她有时间。她有专业能力。她有耐心。

她是周淑芬。四十一岁。科主任医师。从业十六年。她见过太多在遭遇侵害后因为冲动行事而错失关键证据的案例。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相色谱仪的清洗程序完成了，屏幕上弹出“系统待机”的提示。她关闭显示器，拔掉电源，将仪器罩上防尘布。

然后她站起来，脱下白大褂挂在门后的衣架上，拿起放在桌角的黑色皮质手提包，关灯，走出研究室，刷卡锁门。

走廊里的应急灯发出淡绿色的光，在地面上投下她修长的影子。她的高跟鞋在瓷砖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响，一步一步，稳定而均匀，像是一台密的计时器在夜色中准确地走着。

保险柜最底层的那个档案袋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袋子背面的红色字迹在没有光线的况下不可见，但它们确实存在：一个期，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