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的接触之后，为了配合后续的谈判，杜锋带去观摩了一下康提王国的锐部队，以便确定一下后续谈判中大顺的让步程度。最新地址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 Sba@gmail.ㄈòМ 获取

这个让步程度，是反向的。

如果部队能打，一些地势很重要的荷兰堡垒，是不能放弃的。

如果部队不能打，不但可以把一些不太太重要的堡垒放弃、还给锡兰，甚至一些关键位置的堡垒也可以放弃。

只需要保留科伦坡、贾夫纳和亭可马里即可。这一点，是枢密院要求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外，可以让使团自由发挥。

锡兰不是阿富汗，四周都是海，纵然有山区高原，只要不往里面冲，控制沿海平原那是毫无难度的，只要大顺的海军还能维系在好望角以东的优势。

其实杜锋对康提王国的军队，内心是鄙弃的。对面显然不能打，打个荷兰都被荷兰堵进了山里，水平可想而知。

参观之后，更是坚定了这个想法。

只看武器装备，其实很不错。比大顺军改之前的军械强得多，千余条英国的褐贝斯，还有一支炮兵部队，装备的都是野战炮而不是仿造的舰炮。

但别看装备不错，杜锋从一些细节就能看出来，就算是和军改之前的大顺的火绳枪部队打，这边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组织、典、技术、纪律，一塌糊涂。

杜锋对刘钰的反向让步的想法是绝对赞同的，他当然认可刘钰说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说法。

伴随着木托榴弹的稳定提升、米尼弹的大量使用，这种原本为了防御实心弹和线列兵的棱堡结构，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在一流军队中存在的价值。

当然，像是大顺在西北、东北等地的棱堡，意义还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几座棱堡区，直接可以用三五千兵马，压的西北地区稳定无比，不敢叛。

但如果大顺是进攻方，棱堡就毫无意义了。让给康提王国，既可以展现无限的诚意，也能缩减一下守军规模，从而为后续的大规模渡海进攻做好准备。

因为康提的军队弱，所以可以随时夺回来。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的原因，则是出于统治的考虑。

术业有专攻，杜锋等军方代表考察了康提的军队，使节团里枢密院、外部的，自是考察了社会层面。

他们得出的结论，便是锡兰这个国家，征服起来不容易。就算征服了，后续也会有此起彼伏的叛。

一来，这个国家有文字。

二来，这个国家有统一的信仰。

三来，这个国家有自己的史书。

四来，这个国家有延续两千年的历史，拥有有组织的政府。

最后，这个国家的种相对统一，都是僧伽罗。鉴于印度那些七八糟的民族时不时渡海侵，在长久的对抗中，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并且这个民族意识与佛教绑定在了一起。

最后一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优点是面对西洋侵的时候，以佛教为基础的民族觉醒，更容易把民团结起来。

缺点就是面对大顺这样的“殖民者“时，这种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觉醒，就很难把民团结起来。

大顺才懒得管他们信什么呢，况且信佛的话，在大顺的统治者看来，问题不大。

历史上锡兰的反抗运动的起点，也非常非常有意思。英国赶走了荷兰之后，正好打赢了拿仑，工业革命已经开启，大英正是天下无敌的时候，于是自信心炸。

这种国势强盛带来的非理的自信，让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理论是最优秀的，应该搞一场公开的辩论，让锡兰知道佛教不行。

但他们显然忘了一点，佛教搞辩论，在古代那也是顶尖的。天朝古代故事里，除了春秋战国时代那些群星级别的百家诸子的辩论高手外，秦汉三国之后，故事里的高级辩手一般都是和尚。

英国设想的，是通过公开辩论，彻底让佛教的理论塌陷，从而快速推广基督教。

但现实是，佛教高僧不但辩论水平极高，辩的那些传教士哑无言不说，还借此机会组建了僧教团，并且以宗教认同为基础，搞起了反帝反殖民和独立运动。

这是发生在后世的故事，大顺这边当然不可能把这个故事“以史为鉴”。

但大顺，或者说中国的历史特，决定了大顺不会走这条错误的路。

因为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延续到唐代的“三教”之争，历经数百年的宗教冲突，在唐代终于完成了初步的三教合流，最终在宋代奠定了理学基础，彻底瓦解了佛、道两家，构建了特殊的、能够包容融合的世界观。

韩昌黎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可不只是来形容他的文笔的。因为高端文讲究的，是“文以载道”，重要的是“道”。

从汉代佛教侵、道教大起义，到贞观十三年的弘文馆三教大辩论，再到韩愈反佛老之害，再到唐代道教佛教齐并进被统治者利用，最终到宋代理学圆上了世界观概念，最终彻底改造了本土的道教和佛教，使之彻底沦为了两支不流的、不能进主流政治圈的无害化宗教。

大顺这边所理解的佛教，和锡兰的佛教，不是一种佛教。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了解，反而早就了对大顺相当有利的态势。因为不了解，所以以己度地以为这边的佛教也和大顺那边差不多；因为觉得佛教都差不多，所以对宗教没有特别的要求，大顺国内也没说有过灭佛之类的举动：自宋之后，便不需要灭了，因为彻底被阉割了、基本无害化了。

根源上，大顺就不想动宗教问题，一切随缘。

而且本身大顺是反基督教的，国内正在大规模的禁教，极为严苛。所以，为了示好，大顺可以允许一些被迫改信基督教的锡兰，再度信奉佛教，以此来取得锡兰百姓的民心。

这种大顺决策圈的政治家们对原始佛教的不了解，顺其自然的政策，反而瓦解了锡兰产生反殖民运动的土壤：大顺这边，实在不能想象，名义上，僧团的地位，在国王之上。以他们对大顺佛教的理解去理解佛教，自然不觉得佛教有什么不妥。

刘钰对宗教事务不太了解，但却很关心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政策。在收集了大量南洋和印度地区的报后，他对荷兰的一个政策，非常赞同。

那就是大量使用中、低种姓群，担任殖民地的官员，而一定要拒绝使用高种姓群作为殖民地官员。

虽然很难听，可事实就是，广大的中低种姓群，相对来说更喜欢殖民者的政策。相对于禁锢他们的种姓制度，荷兰的罗马法体系，可以让他们松气。

能把锡兰的民众组织起来的，不是族群。在一个种姓分明的国度里，搞民族主义，必须要以宗教为基础。

没有宗教基础，高种姓、低种姓，说自己是一家，是同胞，低种姓的信吗？尤其是能在荷兰殖民政府当官、但在锡兰一辈子就是渔民不可转职的低种姓成员，他们会觉得和高种姓是一家吗？

而已宗教为基础觉醒民族主义的前提，是宗教对抗。宗教对抗，是最容易直观感受到“我是谁、我不是谁”的东西。

但在大顺这边，或者说大顺在锡兰的驻军这里，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