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都过来了吗？宽心些，身体要紧，啊？”

“可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在八字没一撇，我们总得为儿子准备的礼金吧？”

“好啦，您就别太忧心了。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自然直。要不这样，为了给儿子多准备的礼金，从今起，我把您最恶痛绝的、制造肺癌的第一罪魁祸首，给予坚决、彻底地消灭掉。”老田边说边掏出一小半包蓝黄递给妻子。

妻子宋婉芬呈现出异样的表，并不去接老田递过来的烟盒，她不信任的、嗫嚅的说：

“这已不是笫一次了。”

老田把妻子的手拉过来，把烟盒压在妻子的手中，郑重的说：

“这恐怕是我老田一生中唯一一件食言的事了。放心吧，我今生只要在戒烟一事上说到做到，那我就再也想不起还有一件失信于的事了。”

妻子有所震动。看着老田一脸真诚和断然的态度，似有不忍。

“其实，我不是真的在乎钱，而是在乎您。比现在大得多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五千块钱也就罢了，可我怎么也放心不下您呐！”

“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好了。”

老田迅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在那件国际色的旧警服上，又系上了一条同色的腰带，身背旅行袋，斜挂背壶，俨然一个急待出征的老司法战士。

他和老伴宋婉芬礼节地打了招呼，就要跨出门槛。

老伴故意拖延时间，道：“等一下，您还没带上‘创可贴’。”

她慢慢地拿幺“创可贴”放进他包里。

“想想，还有什么忘带了。”老伴说：“噢，冻伤药也不可少。”说着又进卧室药品柜（因老俩儿都是病坛坛，家里陈列的药不亚于一个小型药店）中东翻西找。

尽管宋婉芬百般拖延时间，可仍不见儿回来。索她把脸拉下来阻止，以嬴得时间。她心扬，故作大声的说：

“老田，我告诉你实话吧，我已通知了儿，是要她来劝阻你的，可她还没到。明跟你说，今天是无论如何也不让你走的。这都是为你好，也为了这一家子。这辈子，我啥事都依了你，可这次，我实在不能依你呀！”谢婉芬说着，老泪盈眶。

“叮铃……”正在这时，厅中的坐机尖锐地响了起来。

宋婉芬迅速移动她那肥重的身体，抓起话筒，急问：“是儿吗？你咋还不到？你老爸都快出门了……啊？啊，好。让你老爸叫电话。”她把听筒递给有些错愕的老田。“您儿要跟您说话。”

老田接过电话，心中有些不安。

“喂，儿，你有话跟我说，是吗？”

听筒里传来了儿急促的声音。

“是的，爸爸。我有话跟您说。请您看在妈妈那心将碎的份上，请您看在您可怜的儿和外孙丽丽的面上，您不能去。您的年龄和您的身体，都不允许您只身犯险……您万万不能呀，爸爸……”听筒里传来儿的哭声。

宋婉芬抢过叫筒，焦急万分的说：

“儿呀，您怎么啦？别哭，啊？你把妈妈的心都哭碎了。”

“没什么的，妈妈。只是路上不便，我和丽丽一下还到不了家。请您把话筒给爸爸。”

老田接过听筒，喉哽塞，却故作严肃地、大声地说：

“儿，爸爸给你说，我们的泪水不能给灾区百姓任何的帮助，只有行动，只有奉献，才能有所作为。”

“我知道，爸爸，我都知道。可弟弟已身处抗灾第一线，家里只有您和妈妈，年纪都已高，身体又都不好。您是家里的脊梁柱，万一有个好歹，妈妈也怕活不下去了。爸爸，我求求您，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亲了。您的儿，也承受不了再失亲的打击呐！”

老田被软化了。心在颤抖。握着听筒的手，禁不住的抖索起来。满脸的惶惑、矛盾，却又透着某种挣扎后的执着与坚毅。

“……爸爸，您在听我说话吗？我知道，您是一个老司法部，您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心忧百姓，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是您一生笃守的宗旨，这些我都知道，谁也不会反对您去做，可是，您的年纪……”

“没有可是，”他打断了儿。他一想起灾区百姓，一想起他所熟悉的小箐村，就凭添一豪气，一种强烈的战斗意志就注满了他所有的血管。因而接道：“儿你听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可是，没有犹豫，只有行动，只有毫不畏惧地去战斗，这叫义无反顾。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百姓的安危，个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他面对党旗庄严地宣誓时，就已把自己整个的，整个的生命和灵魂都给了党，生是党的，死是党的鬼！”

“哦，爸爸，您让我好感动，好感动。俗话说，虎父元犬子，爸爸，您知道古代有个花木兰吗？”

“什么？！花木兰？”老田似乎明白了儿的意思，不禁有些心痛。老田啊老田，您身为监狱长，官也不算太小，可您给妻儿们带来些什么呢？托关系找重点学校？帮他们找份好工作？没有，一点点都没有。给他们的是除了严励的教育之外还是严励的教育，是坏迁怒于他们的恐吓和威协，是因参与追捕逃犯而令他们当惊受怕的一个个的夜夜，是顽皮同学欺侮他们时的委屈和无助……花木兰？代父从军？啊，儿，我可怜的儿，你的当心，你的紧张，你的焦虑，你的心痛，为父何偿不知呢？可你代替得了老爸“从军”，却代替不了老爸的心呀！

“爸爸，您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老田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哽噎的、酸楚的、哑哑的说：

“啊，儿，没什么，爸爸听着，你快回来吧！”

（本章完）